【按】“让官”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中的特殊一环，特指官员对即将获得且能胜任的官职、爵位等的辞谢行为。它从个体抉择发端昆明配资最快的方法，进而风气弥散，最终沉淀为帝国官僚体系的一部分。这个系列便是从“让官”制度出发，讲述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的“进”与“退”。
今位于安徽省宣城市的谢朓楼
永泰元年（公元498年），一份升迁诏书送到了晋安王镇北谘议、南东海太守谢朓的手中。这位去岁因告发岳父王敬则谋反而获得皇帝“甚嘉赏之”的陈郡谢氏公子，不仅没有欣喜若狂，反而面色惨白，双手止不住地颤抖。他急忙提笔，接连写下了三份言辞恳切的“让官表”，试图将自己刚刚获封的尚书吏部郎之职推开。在魏晋以来的士族传统中，这种“三让”是高门大族彰显风骨、试探皇权的常规操作。然而，当谢朓的让表送到中书省时，等待他的不是皇帝“固请”的虚荣满足，而是一份驳回文书：不仅搬出了“近世小官不让”的官场惯例，更留下四个字：“官未及让。”
这四个字，不仅切断了谢朓避祸退让的后路，更照见了南朝政治生态的变化。透过这场让官风波，我们不仅能看到当世才子在皇权复兴下的窘态，更能体会制度夹缝里，“中间小谢”们的进退失据。
岳父的“人血馒头”
要理解谢朓为何在升迁之际选择辞让，必须将目光拉回建武四年的那个血色黄昏。谢朓出身陈郡谢氏，作为昔日与琅琊王氏齐名的顶级高门，他本人“少好学，有美名，文章清丽”，与沈约、王融等人共创“永明体”，是南齐士林中公认的文坛领袖。然而，表面的繁华之下，却是谢氏家族，乃至整个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逐渐衰微。当时，齐明帝萧鸾病重，对驻守地方的实权派王敬则充满忌惮。王敬则惶恐不安，决意先发制人，并派儿子王幼隆前往南东海治所（谢朓驻地）密谈，企图拉拢这位女婿一同造反。面对亲情与皇权的终极抉择，谢朓做出了一个出卖家人的决定。他扣住来人，直接将岳父的谋反意图写成奏折，快马送往京城告密。
据《南齐书·谢朓传》记载，齐明帝得知后龙颜大悦，“上甚嘉赏之”。这桩“大义灭亲”的丑闻，深刻折磨着谢朓。他虽然洗刷了不忠的嫌疑，却在士族圈中背上了“卖亲求荣”的恶名。更致命的是，齐明帝萧鸾是一位猜忌心极重、杀戮成性的君主。谢朓深知，自己如今既是皇帝用来敲打旧门阀的棍子，也是随时可能被弃的棋子。他将得到的尚书吏部郎，不再是荣耀，而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。史载谢朓“畏避实权”，他试图通过“三让”这种士族传统的做法，来降低自己的威胁度。
魏晋以来，让官呈现出一种风气性。汉代官制“重职而不重人”的现象开始变化，官员的待遇逐渐附丽于人，所以，即便让官获准哪怕暂时失去官职，士人的特权和待遇也能得以保留。同时，门阀政治也为此际让官风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：士族阶层的社会地位不以政治职位的升迁为转移，对他们而言，让官没有多少实际成本，相反可以成为他们彰显“美德”的工具。同时门第之分、清浊之分、文武之分等因素，也成为各种让官行为出现的重要诱因（如魏晋时期士族往往不愿担任浊官亦不愿出任武职，故有很多已让官为借口避任浊官、武职的情况）。所以，在谢朓的意识中，不论基于何种原因，让尚书吏部郎的行为，都符合陈郡谢氏的门第和以往的惯例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曾经蔚然成风的让官行为，在南齐已经行不通了。当他的让表递入中书省时，遭遇了他的好友、时任国子祭酒沈约的雷霆之怒。
沈约的“诛心耳光”
实际上，沈约和谢朓的关系，并非政治仇敌，甚至反而非常好。“骖职门以右转，仆望路其如归。”谢朓的马到了沈约的门前就会自动右转；“神交疲梦寐，路远隔思存”。沈约即使在梦中，也会和谢朓交流文学。但当谢朓试图 “三辞三让”时，沈约却进行了极具制度色彩、却又暗藏机锋的论述：“宋元嘉中，范晔让吏部，朱修之让黄门，蔡兴宗让中书，并三表诏答，具事宛然。近世小官不让，遂成恒俗，恐此有乖让意。王蓝田、刘安西并贵重，初自不让，今岂可慕此不让邪？孙兴公、孔觊并让记室，今岂可三署皆让邪？谢吏部今授超阶，让别有意，岂关官之大小？”这段短短百余字的文书，我们需要逐句分析，才能明白沈约的真正用意，以及这背后关于让官在南齐的制度化雏形。
首先，沈约划定了“小官不让”的硬性底线。 他先承认刘宋时期确实有过小官推辞的先例，但立刻转折强调“近世小官不让，遂成恒俗”。接着他举了王述（王蓝田）和刘波的例子，这两人身居高位却从不推辞，以此来警告谢朓：你现在的官职虽然不算很大，但也已经脱离了底层，不要去羡慕那些“当仁不让”的实权派。他又举了孙绰（孙兴公）和孔觊让“记室”的例子，反问道：难道所有的低级官职都要推辞吗？沈约的潜台词是：在南齐的官场共识中，让官已经从一种人人皆可为之的个人道德，降级为一种只有高官才能享有的政治特权。中下层官员，面对任命必须无条件服从，否则就是破坏规矩。
然而，神来之笔在于沈约的最后一句话：“谢吏部今授超阶，让别有意，岂关官之大小？” 这句话直接撕破了脸皮，将谢朓的底牌掀在了桌面上。沈约何等聪明，他一眼看穿了谢朓“三让”背后的懦弱与虚伪。谢朓这次从地方太守（五品）被直接提拔为尚书吏部郎，属于破格的“超阶”提拔。沈约尖锐地指出：你谢朓推辞，根本不是因为官小，也不是真的在践行什么谦让之风，而是因为你出卖岳父得了赏赐，心里有鬼，害怕树大招风，想要逃避责任！
高山流水的文坛知音，为何会争锋相对呢？台湾学者郑雅如指出，沈、谢这种友谊并非毫无杂质。在齐梁文坛激烈竞争的语境下，朋友之间难免存在“瑜亮情结”。沈约首创“四声八病”之说，作为格律宗师，他对自己倡导的声律理论有着极强的执念；而谢朓的山水诗清丽自然，有时并不完全拘泥于严苛的格律框架。这种文学理念上的微澜，加上沈约出身次等士族（吴兴沈氏）、谢朓出身顶级高门（陈郡谢氏）的阶层落差，使得沈约在面对谢朓时，潜意识里既有着对天才的欣赏，又夹杂着一丝不忿与防备。当然在文学之争和门第之见外，沈约之所以底气十足，更重要应该还是当时的官场规则使然。谢朓既因为没有达到一定的品级而“不能让”，又因为“超阶”提拔后的心虚过度推辞而“不该让”。谢朓违背了规则，所以沈约才不留情面。
“让品”的南齐界限
从五品的太守超拔为尚书吏部郎，还没有资格让官，那么尚书吏部郎是几品？南齐的让官的品级界限，又究竟在哪里？
《唐六典》卷一注云：“魏晋宋齐，尚书郎品第五，诸曹郎第六。”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南齐吏部郎只是六品或普通的五品。但这里的“尚书郎”是通称，具体到“吏部郎”，情况特殊。刘宋前期，吏部郎确实多为五品，但宋末齐初开始，尚书吏部郎“参掌大选”。一旦参掌大选，其权力便凌驾于诸曹之上，同属吏部郎序列的“侍郎”。随着职权的加重，其地位在萧齐理应上升。谢朓在任吏部郎前，已是中书郎（清官五品）和宣城太守（五品）。如果吏部郎只是平级的五品，朝廷绝不可能用“迁”（升迁）字来形容这次人事变动。沈约在驳斥谢朓时开篇便点明“谢吏部今授超阶”，“超阶”二字铁证如山，证明这次任命绝对是越级提拔。最直接的证据来自紧随南齐之后的萧梁政权。梁武帝天监七年（508年）定“十八班制”，以班多者为贵。在梁朝官制中，列曹尚书为十三班（相当于三品），侍中为十二班（三品），而尚书吏部郎为十一班（相当于四品）。按照官制演变的规律，尚书吏部郎在南齐已是四品，或正处于宋（五品）向梁（四品）过渡的关键时期。
判断一个官职的实际分量，最准的标尺是下一次升迁的级别。通过分析史料，我们可以还原出当时担任此职的几位官员确切的升迁轨迹，会得出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：尚书吏部郎的下一步，往往是三品的高层要职。
在南齐，吏部郎不仅“参掌大选”，更是东宫与台省的联络枢纽。张绪由此转任太子中庶子、领翊军校尉，《南齐书》称其“长于《周易》，言精理奥，见宗学府”；庾杲之在任上“参大选事”，随后顺利迁转为三品的太子右卫率；而徐孝嗣更是官场奇迹，从吏部郎起步，一跃成为御史中丞，最终位列三品高位的五兵尚书。清要之职与实权武官的双轨并进，显示了该职位的“准三品”底色。
到了梁朝，官制演变为十八班制，尚书吏部郎被明确定位在第十一班（四品上阶），但向下一个台阶的跨越却毫无例外全指向十二班（三品）。柳忱在吏部郎任上建义有功，《梁书》载其“迁侍中，冠军将军”，直接步入权力核心；王亮则因在吏部“诠序著称”，《梁书》明文记载其“累迁太子中庶子，尚书吏部郎……迁侍中”；就连深受梁武帝信任的周舍，也是由吏部郎“日夜侍上，预机密”，最终跃升为十二班的右卫将军。
同时，萧梁还有两个案例可以说明尚书吏部郎的重要性：王锡，这位二十四岁的梁武帝外戚，在被任命为尚书吏部郎时，表现出了极大的抵触。他对亲友坦言：“吾以外戚，谬被时知，多叨人爵，本非其志；兼比羸病，庶务难拥，安能舍其所好而徇所不能。”随后他“称疾不拜”，谢遣胥徒，闭门谢客。吏部郎掌握铨选，牵扯到无数豪门的利益，稍有不慎便会身败名裂。与王锡不同，王僧孺接受了任命，随后关系户纷至沓来，“及僧孺为尚书吏部郎，参掌大选，宾友故人莫不倾意，正独澹然”。只有韦正一人不走门路。直到“僧孺摈废之后，正复笃素分，有逾曩日”。也足见这个职位的权势之大。
至南陈，官制虽有所简化，但该职位作为三品跳板的本质未变。袁宪由吏部郎迁任御史中丞、散骑常侍，《陈书》载其“迁吏部郎，出入二宫，累迁御史中丞……寻为散骑常侍”；王玚在梁末战乱后于陈朝复起，同样凭借吏部郎的资历，《陈书》记其“迁吏部郎中……寻迁散骑常侍，侍中”，最终稳坐三品高位。
综合上述齐、梁、陈三代的迁转案例可知，尚书吏部郎因“参掌大选”其实际地位已在四品门槛，且下一步毫无例外指向三品高官，但谢朓“三让”仍遭沈约嘲讽，这折射出南朝“让品”界限的复杂性。对此有两种解释路径：一是若南齐制度上吏部郎仍为五品，仅“参掌选事”者被视为四品，则“让品”界限应在四品及以上；二是若制度上已定为四品，但未掌选事者仍不被视作三品，则“让品”界限当在三品及以上。结合史料梳理，南朝让官虽个体行为较自由，但“三表三让”的惯例性群体行为，应是三品及以上高官的特权；刘宋时五品官虽有让官记载，但史书多不载其具体让行，说明彼时制度尚在形成，而南齐沈约所举范晔、朱修之、蔡兴宗等例，实为援引前朝旧事以证当下新规。南朝“让品”的实质界限应在三品，尚书吏部郎虽职掌重要，但依旧不在“三表三让”的“大官”序列，所谓“小官不让”已成恒俗。谢朓的悲剧在于身处制度转型期，高门显贵的思维惯性，跟不上时代变迁。
对待让官的态度
当然谢朓的碰壁并非偶然，而是南朝皇权通过处理让官态度的变化，进而打压士族的必然结果。
在东晋，让官多是士族彰显门第、试探皇权的手段，充满了门阀政治的任性。但即便此时，让官也不能恣意任性。一个极端的反面教材是蔡谟。晋穆帝时，蔡谟被授司徒，他自恃名望，“上疏让，……章表十余上”，从冬天一直拖到第二年年底，皇帝和皇太后屡下诏书，他就是不上任。最终蔡谟被免去司徒之职，废为庶人。蔡谟的“十让司徒”成了一则警示录，明确告诉士族：皇权可以给你面子，但你不能太过分。
到了刘宋，孝建元年，颜竣升任吏部尚书，他试图推辞。结果皇帝刘骏直接下诏驳斥：“卿虽心存曲让，官事所须，岂得苟顺辞事？”意思是，国家事务需要，你心里想让可以，但身体必须老实听话。这说明，即使在中上层官员中，让官的自由度也已被大幅压缩。
而南齐，重臣褚渊想效仿蔡谟辞让司徒，王俭立刻写信阻止，直言蔡谟的下场就是“非所宜言”的教训，劝他“萍醴之职，所谓小让耳，当今固不可施行也”。与此同时，永明五年，齐武帝欲加封王俭和谢朓岳父王敬则同为开府仪同三司。王俭觉得与寒门出身的王敬则同列是奇耻大辱，于是连连辞让；而王敬则却欣喜若狂，对人说：“我南沙小吏，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，复何恨！”
在这个极具张力的对比中，王俭的“让”是士族维持阶级优越感的本能，而王敬则的“不让”则是寒门拼命向上攀爬的必然。两者对比，生动地诠释了为何“小官不让”会成为主流，因为对于寒门和贫民出身的人来说，每一次升迁都来之不易，他们根本不需要、也不敢玩“三让”的政治游戏。正如沈约所言，“伪谦之美，本出人情，若大官必让，便与诣阙章表不异” 。这句话背后，其实是皇权的渗透，如果让官成为一种人人效仿的表演，朝廷的行政效率将荡然无存。因此，“小官不让”的潜规则，本质上是南北朝皇权与门阀士族权力重新洗牌的必然结果。随着寒门势力的崛起，原本由门阀士族卷起的让官风气，逐渐失去了生存土壤。寒人掌机要，不仅带来了务实的政治作风，更推动了制度走向完备化。
皇权对待让官的态度是秉持实用主义的，针对不同的情况、不同的群体，会有相应不同的态度。但本质上来说，让官获准与否，都是服务于统治者利益的。让官之风对于任何政权都是需要的，这可以看作是一个“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”的外壳，说其“食之无味”是因为这样的道德提倡不可能做到彻底而全面的执行，皇权也不可能允许所有的士人和官僚阶层都恪守谦退的美德，同时，如果官员过度彰显其礼让，也会被认为是沽名钓誉的行为，如宋代苏洵曾言：“王命且再下，洵若固辞，必将以为沽名而有所希望。” 其“弃之可惜”则是因为一定的社会风气还是必不可少的，如果天下人都“汲汲于功名”，挤破脑袋往官僚队伍里钻，政权势必也经受不了这样强大的压力。而在让官之风这一外壳包裹下，是皇权对官僚阶层主体话语的利益考量，因为让官行为本身是官员群体彰显主体性的手段，不论其目的是标榜高洁、崇尚谦退还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，都是官员“自我话语”的表述,因为让官潜在的话语便是对政权授予利益的辞退。当这种矛盾的张力大到影响皇权权威和政权实际利益时，势必会受到压制与谴责。这也是后世让官不断制度化背后的推力。
制度的定型
唐太宗贞观年间，朝廷明文规定，严禁官员无理“饰让”。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（公元780年），规矩定得更细。朝廷直接下达了具体操作细则，要求：“常参官、诸道节度观察防御等使、都知兵马使、刺史、少尹、畿赤令、大理司直评事等，授讫三日内，于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。”并且规定，这些被推荐的表格都要汇总到中书门下，以后一旦有官职空缺，就优先从这堆推荐表里挑人：“每官阙，以举多者授之。”
乍一看，唐代把这个“让官”的资格放宽到了五品的“常参官”，门槛比南齐的三品似乎低了。其实不然，这背后反映的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根本性重构。阎步克先生在《中国古代官阶制度》中，对这一演变有过极为精辟的论断。他指出了从魏晋到唐宋，官阶制度经历了一个从“门品秩序”向“阶职分立”转化的过程：“在魏晋南北朝的‘门品秩序’下，官阶是‘品位分等’的极致，它是附着于个人的，用以保障士族的身份与特权……而唐宋间的变革，则是向‘职位分等’的某种回归，官阶不再仅仅代表身份，更成为‘因事设官’的行政工具。”
谢朓想推辞，沈约骂他，是因为那时处于“门品秩序”的巅峰。官制是“品位分等”，三品就是一道森严的红线。谢朓的问题不在于官小，而在于他的官职还没摸到那条“品位”的红线，却想行使红线之上的特权。但到了唐代，玩法彻底变了。随着“使职差遣”制度的全面确立，官位和实权发生了大规模剥离。正如阎步克指出，唐代的“阶官制”让官品贬值了，真正掌握实权的往往是那些拿着低品官阶、却头顶“差遣”帽子的人。在这种新体系下，五品以上的“常参官”成了参与核心政务的最低门槛。
因此，唐代将让官对象锁定为“常参官”，在功能性上与南齐锁定“三品”殊途同归，都是将特权严格限制在某些群体内。既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，更是用秩序规范让官行为。除此以外，唐代的这道诏书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：它把“让”的流程彻底制度化了。首先，剥离了“饰让”功能。你不许随心所欲地“三让三辞”来装清高，而是必须在规定时间内，老老实实推荐一个人来顶替自己。这就把原本的风气，转化成了国家选拔人才的推荐机制。正如后来唐宪宗元和六年（公元811年），中书门下在奏状中重申这一原则时所说：“伏以人臣拜职，皆有谢章……令主者掌此让文，类其被举最多者，有官阙据此选用，如此则事不专于宰府，材须选于众人。”这让官不再是逃避责任的借口，反而成了考核官员荐举能力的KPI。
至此，“小官不让”的逻辑，经过数百年的演变，最终定型为大一统帝国官制的一部分。让官在南朝是士族与皇权的政治博弈，而在唐代，已经彻底沦为一种例行公事的行政流程。
进退维谷的“中间小谢”
面对沈约的严词驳回，谢朓最终只能咽下苦果，硬着头皮走马上任。然而，命运的齿轮一旦咬合，便不再给人喘息之机。永元元年（公元499年），江祏、江祀兄弟意图拥立始安王萧遥光，派人联络谢朓。谢朓自知卷入其中必死无疑，再次拿出当年的“避祸”策略——闭门不见，甚至打算上书告发。然而这一次，他的运气用尽了。在政敌的构陷下，谢朓被污蔑为“欲倚顿椒丘，窃议朝廷”，最终冤死狱中，年仅三十六岁。
谢朓身死，昔日那位在公文上寸步不让的好友沈约，此刻却愤懑地写下了《怀旧诗伤谢朓》：“尺璧尔何冤，一旦同丘壤。”
这便是最令人唏嘘之处。沈约的悲愤与同情，恰恰证明了当初那场关于“让官”的争执，主要原因绝非出于私怨或嫉妒。那不过是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个体，面对不可逆转的制度变革时，做出的本能反应。谢朓的死，是整个南朝中层官员集体困境的缩影。当皇权不再需要高门士族的“饰让”来粉饰太平，当“让官”从一种人人皆可为之的道德表演，收缩为三品以上大佬的稀缺特权时，中间阶层便陷入了无法挣脱的异化，无论门第，更无论才华。“蓬莱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。”这“中间小谢”，既是文学史上清新俊逸的谢朓，也是政治史上那个卡在“让品”之外的尴尬身影。
原谅我，写诗人的文章，难免又多用一句诗人的感慨，同样在规则枷锁中辗转的李白，或许最能感受他所钟爱的“中间小谢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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